文:司马平邦
到上海,刚从虹桥机场坐上的士,就听到司机在收听涛哥的一个讲话,铿锵有力,这才想起今天是2008年12月18日,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那天之后,中国有了改革开放,涛哥不吝将那么多的“伟大的”赞赏送给改革开放。
他在今天的这个题目为《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的文章中对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和改革开放有如下评价:
1978年12月18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就在今天1月3日,我曾在自己的博客发表《建议12月18日为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的博文此“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把它变成一种国家仪式留存下来。
下面是当时的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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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何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我想它的意义,在政治上一点儿不亚于遵义会议。
1978年12月18日,其实是邓小平全面执掌中国,率领中国这列巨大的战车冲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的第一天。
20世纪末,江泽民以及后来的胡锦涛都把这一天开始之后的过程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时光荏苒,2008年到来了,离那个“第一天”已经将近30年了。
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改革开放,对现在出生或未来出生的人来说,就要成为历史和传说了。
他们正在享受30年前那一天翻天覆地带来丰硕成果,也被这30年来中国的所有改变而塑造。这一天对之后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性,其实不必我多说的。
所以,1978年12月18日,是中国20世纪末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个意义是:解放,解放思想,解放权利,解放经济,从“解放”这个意义上说,它是1949年新中国的解放在更深层次上的延伸和继续;另一个意义是全面调动中国人民建设美好国家的积极性,是国家政治向广大人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倾斜,这尤其对现在的中国,在权力与利益益发失衡的社会现实有更积极和启迪价值。我想,设立“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应是我们重拾改革开放的源动力,追索老一辈革命家们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原教旨,把国家、政党和人民和利益更亲密地捆绑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最好契机。
建议,官方机构应把这一天订为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其重要程度甚至要高于教师节之类的行业节目。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怀念和追忆;对政治家们来说是座佑和警策;对历史来说是光荣和传奇,对外国人来说是榜样和敬意。
至于这一天要命名什么名字,我看就叫“民族复兴纪念日”或者干脆就叫“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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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之后,我亦与十几位学者曾向有关部门正式提请此意见,更加上在北京“铸改革开放纪念碑”一条,以永铭之。提议曾公开发表于《新京报》、《法制晚报》等媒体。
真希望它能成真。
今天又为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想到另两条重要事项,一并补上:
其一,政府可以在每一年的这一天,或者每逢大年(5或10年)的这一天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派发大红包,让人民切实享受改革成果。有人以许多理由反对这样的提议,不过我觉得说向全国人民派发红包是件太麻烦的事至少是不对的,一回生二回熟,把它当成制度确立下来就不麻烦了。
其二,可以选在每年的这一天,或者每逢大年(5或10年)的这一天实行天下大赦,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努力手段,当然,在新中的历史上还没有定期实行大赦的前例,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施行大赦,也只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