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我生在1978年，我与改革开放同龄  2008-11-04 08:59:51

我生在一九七八
我在春天的故事里长大
亲吻我的都是阳光和雨露
还有疼我的妈妈
我生在一九七八
我在和谐的家园里长大
陪伴我的都是幸福和快乐
还有祖国的步伐……
实话说，我对当下流行的一些歌曲不是很感兴趣，静下来的时候喜欢听一些古筝之类的轻音乐，比如晚上看书的时候就喜欢放一曲古筝《高山流水》或者是《渔舟唱晚》，声音尽量调得很小，让若有若无的轻音乐伴着自己的思绪在文字里驰骋。最近无意中听到歌手于文华唱的一首新歌《我生在1978》，突然有一种触动在心间：生在1978年，在春天的故事里长大，陪伴我的都是幸福和快乐，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更遥远的不说，就拿“大锅饭”、“人民公社”来说在我听来都像是故事。曾经在书店买到过一本，由新华社记者李锦早在2000年世纪之交写的报告文学著作：《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这本长达26万字的著作，穿插着21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内容从50年代一直写到90年代。我一口气将它读完后，读得思绪万千，读完忍不住再读，接着就是良久的掩卷沉思，脚下这块给父辈们带来无限欢乐、盛长五谷杂粮的黄土地上曾经承载着那么多苦难的过去，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总认为对农民爱什么、恨什么、怕什么、企望什么了解得很透彻，就像儿子总能准确把握父亲的爱好一样，没有想到我的父辈，那些扛着锄头、赶着牛车、手上结着厚厚死茧的庄户人，有那么多沉重的以往，他们曾经在剥削与压迫中哭泣过，在无奈与失望中彷徨过，在贫困与饥饿中挣扎过。脚下的土地赋予他们喜悦的同时，也曾经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苦难。

据父辈们说，我出生的小山村，曾经是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几乎人人都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在我看来那是一个摸不着头脑的年代。村里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1978年12月，在安徽省的一个小山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红指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当消息从一台破旧的“黄河”牌收音机传遍全村时，那些曾经饱受苦难、憨实的百姓甚至不敢相信，是不是收音机出毛病了？都在疑问。随之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大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祖国的农村迅速刮起了“春风”。有了“尚方宝剑”的父辈们开始露出久违的欢笑，唱啊、跳啊、闹啊！没有鼓敲着洗脸盆子咣咣响。当年我出生。所以我总感觉自己是幸运的，生在1978年，生在激荡的春风里，生在大地复舒的岁月里。

从我记事起父辈们已经甩得牛鞭啪啪响，自家赶着自家的牲口耕着属于自家的田地，“包产到户”在中国的农村已经完全实行。餐桌上虽说远不如现在丰盛，但“挨饿”这个词汇已经成为过去，粗米稀饭顿顿都能吃饱。那时候的农村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曾经在饥饿年代挖掉作为粮食吃的草根残留的部分开始在地下萌生新芽，就连树梢上的松鼠也跑跳得格外地欢。金秋时节，叽叽扭扭的独轮车穿梭着伴着农民开心的欢笑总会回荡在整个村庄。当时没有三轮车和四轮车等先进的运输工具，靠的就是手推独轮车，或牛或马，家家户户都要养一头牲口，一头牲口就是半个家当，也是得力的“壮劳力”。

在村里，有一户农民在种地之余，偷偷摸摸做点小买卖，后来偷偷摸摸买回来一台“飞人”牌缝纫机，“缝衣服不用手了，用脚踏。”先进得让人发愣，就如一股旋风刮过整个村庄，有人在背后偷偷地说该农户是“万元户”，我听了就回来学着说，结果被父亲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逼着问听谁说的，我说村里人都在说。父亲说都说你也不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挨父亲的巴掌，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挣了钱还偷偷摸摸地不让别人说。后来才知道，曾经被吓怕了的农人，在他们的肩上背负着那么多的担心，他们挣了钱不敢存银行，整天提心吊胆的。到底允不允许私人做买卖，允不允许私人……大家伙都盼着上面给个准信。１９８３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放活农村工商业，１９８４年再出“一号文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9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中，公开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正式确定了下来。村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手捧报纸，高兴得放了一挂500响的爆竹。

30年，10950天，放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短得只有一瞬间。但是30年，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点点滴滴的历史见证，汇成涓涓细流，无不体现着沧桑巨变：从“瓜菜代”式的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从“皇粮国税”“三提五统”到免征持续了２６００多年的农业税，再到给予农民补贴；从城乡分割到统筹城乡，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沿着历史的脉络探寻，农民这些温暖的记忆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惠农强农政策，源自一个政党对于子民的无比爱戴。

再过30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我无法去想象，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超出了我，甚至是我们想象的范围，也许到我60岁的时候才能寻到一个精确的答案，因为我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

我庆幸，因为我生在1978年，我与改革开放同龄。